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妇女投身革命、建设和改革，开始真正走上历史舞台。大革命时期，长沙近郊区妇女运动的兴起，涌现出一大批妇女运动的代表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刘东顺。刘东顺思想进步、向往革命，从不向自身命运低头，以挽救其他妇女同胞为己任，在革命运动的锻炼和洗礼下，实现了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到先进党员干部的转变，她忠于革命、敢为人先、敢于担当、视死如归的精神品质，值得被后人歌颂和铭记。

刘东顺，1891年生于浏阳县镇头市，娘家姓李，幼名冬姑。16岁与长沙近郊区菜农刘忠良结婚，从夫姓刘，改名东顺。婚后生五儿一女，因家境贫困，不得温饱，仅存一子，余皆夭折。她在家操持家务，种菜务农，并在家接袜厂来料加工，补贴家用，过着清贫而又简单的生活。

1925年春，刘东顺参加育才中学农民夜校学习，专心聆听滕代远等革命先进分子的讲课，受到革命的启迪，有投身革命的强烈要求。1926年，刘东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是年秋，长沙近效区农协建立，区农协设有妇女部，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何民逸任部长，刘东顺任副部长，后兼任八乡联合办事处执行委员和第五乡妇联会会长等职。区农协妇女部的设立使妇女有了自己的组织，妇女从“四权”的羁绊下冲杀出来，登上了政治舞台。刘东顺入党后，工作十分积极，成为当时近效区妇女参加农运的带头人。她发动妇女剪发放足，走出家门闹革命；帮助童养媳办理离婚手续，获得人身自由；带领妇女纠察队巧捉粪霸黄道生，送长沙县署兴办；经常抓那些民愤大的地主、豪绅游乡示众；惩办违反农协禁令的赌徒和吸鸦片的首要分子。刘东顺所带领的近郊区妇女运动，展示了农会和妇女的革命威力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。毛泽东来长沙近郊区考察农民运动，刘东顺是座谈代表中唯一的女性，她先后三次参加了座谈，向毛泽东汇报近郊区农民运动的情况，并听取了毛泽东的教导和勉励，对革命更加充满信心。

毛泽东给农民骨干讲课。

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白色恐怖笼罩长沙，刘东顺一方面组织妇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配合农民复仇大队对为虎作伥、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地头蛇给予严厉制裁；另一方面，她随同农协一道转入地下斗争，将自己的家作为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，滕代远、郭亮、易礼容等党的负责同志经常在她家召开负责会议。刘东顺负责掩护和通讯联络工作，为革命同志安排食宿，保卫安全，忠于职守，费尽心思。9月，滕代远组织300余人奇袭九锋镇，刘东顺带领妇女纠察队持马刀、提煤油桶、燃放鞭炮以助攻势。这次战役打击了反动派镇压农民运动的嚣张气焰，但刘东顺的名字也就被列入了反动派要急于捕杀的黑名单。

“马日事变”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。

刘东顺此时已受到“清乡委员”尹伯陶的暗中监视，群众为她的安危担忧，要她回娘家躲躲风，但她考虑到自己家是地下党联络站，组织上没有叫她离开，就不能走，再危险也要坚持下去。1927年12月25日下午，刘东顺从邬家庄开会刚回来不久，数十名伪警备队员在叛徒任慕尧的带领下包围了刘东顺的房子，破门而入，将其逮捕，投入长沙南门口的监狱。同时被捕的还有妇女活动积极分子肖冬云。敌人把刘东顺作为要犯，多次严刑拷打，企图通过她的口供捉拿滕代远等地下党负责人。刘东顺毫不畏惧、誓死不屈，只言未讲、只字未吐。她还意志坚定的鼓励同监的女复仇队员、共产党员肖冬云说：“十嫂子，我们要坚持，谁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……革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停止的。这个仇，一定会有人给我们报。”刘东顺被捕后，滕代远曾多方设法营救，皆未果。刘东顺时年14岁的儿子刘兴友，好不容易在除夕夜探望到她，却成为了永别。大年初二凌晨五时左右，天未大亮，刘东顺被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，牺牲时年仅37岁。

刘东顺是长沙近郊区妇女运动先驱，是近郊区早期党员的优秀代表。她忠于党、忠于革命，无私奉献、不怕牺牲，舍小家为大家，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、坚定信仰和高尚追求。近代中国，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如刘东顺一样的女性运动先驱者们，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，才让中国妇女真正实现挣脱几千年的封建枷锁，走上历史舞台中央，成为时代佼佼者。